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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丹尼尔·拜曼（Daniel Byman），美国乔治敦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教授，兼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跨国威胁项目高级研究员、美国国务院高级顾问、《外交政策》杂志下属“法律战”博客编辑，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安全、恐怖主义、中东问题等。
来源：Daniel Byman, “Writ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Academic Journals: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4, Vol. 48, No.4, pp. 137–166.
导读
建言咨政是学者天然的情怀与使命，学术与政策分野长期制约国际关系学科发展。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可以告诉决策者应该采取或避免采取哪些行动，以使世界更加美好。与大多数以政策为中心的研究相比，学术期刊的保质期很长，为学者提供了展示经过深入研究的经验证据、理论和分析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入研究写成的长篇论文可以塑造关于如何思考复杂问题的更广泛的叙述。学者们也往往比政策制定者更远离党派和官僚机构竞争，观点更加客观。本文着重探讨了国际关系学者利用学术期刊提出政策建议的指导步骤，包括：认识到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难题，在开始写作之前实际考量、明确受众，突出关键变量，列出政策选项清单，评估成本与限制因素，扩大受众等。在提出政策建议时，学者应始终思考其建议是否有助于解决问题，传达了哪些不确定性，评估政策建议的预期影响也十分重要。
引入
气候变化、中美关系、恐怖主义、全球化……它们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也是学者们有能力（实际上也经常）谈论的问题。回顾近5年《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被引量最高的5篇文章（详见后文表1，译者注），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是：理论贡献显著，并展现了学术期刊在探讨政策议题上的潜力，特别是提供了政策建议，告诉决策者应当考虑、执行、避免哪些事项才有助于让世界更美好。
学术研究对政策辩论十分重要，但年轻学者鲜少受到为何以及如何提出政策建议的训练。不少学术期刊要么开出空头支票、要么回避忽略。为弥合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隔阂的努力大多集中在发表论文之外的活动上。本文旨在探讨学术期刊在形成政策建议上的重要作用，并为学者如何在《国际安全》等高质量出版物上撰写政策建议提供指引。
提出有益的政策评论极具挑战性，其难度不亚于在顶级期刊上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在学术期刊上进行此项工作，难度更是倍增。学术出版周期长达数月甚至数年，而政策制定者很少有时间阅读长篇著作；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往往难以理解一项政策，遑论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决策压力和相互冲突的目标。尽管如此，学者仍有必要深入了解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间的差异，熟悉公开或非公开政策辩论，使自己的研究真正推动世界更美好；参与政策制定也有助于学者改进自己的研究。
在撰写政策建议时，学者应当充分发挥其客观性和挑战传统观点的能力，从历史知识和丰富数据中汲取洞见，并确定其政策受众和研究变量，评估其政策建议的成本和限制、提出可行建议，探寻如何最大化良好结果。《国际安全》等优秀学术期刊历久弥新，为经过深入研究的实证证据、理论和分析提供了展示空间，学者也可基于期刊论文撰写时评、博客等衍生成果。
为什么学者应该思考政策建议
政策研究旨在为政府官员等参与政策制定人士提供参考。本文认为学者应当思考政策建议，其原因有三：首先，重视政策相关性是《国际安全》和国际安全研究的传统，政策研究不仅能提升学术水平，还能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其次，学者在更广阔的政策辩论中大有可为；最后，学术期刊与《外交政策》（Foreign Affairs）等政策期刊、报纸、博客相辅相成，在政策分析生态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一）“那又如何”之问
学术研究旨在拓展人类知识，然而在国际安全领域，许多研究议题与政策挑战紧密交织。《国际安全》刊登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涉及政策层面的议题。
《国际安全》编辑们在审阅来稿时总要问一句“那又如何？”——当有如此多文献可供选择时，你的文章凭什么值得读者费心阅读？作者认为，学者们在选题时应当注重规避国际政治潜在风险、增加和平与安全积极成果，明确阐述其学术成果与政策的关联，一篇深入探讨诸如战争根源、维护和平、保持经济稳定、改善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的文章更值得被期刊录用。除了发表论文，政策问题或重大事件本身也会激发学者对国际问题的兴趣，他（她）们坚信自己能够为政府内部讨论和公开政策辩论提供洞见。
（二）学者能为政策制定作出的贡献
学者能为政策制定作出许多贡献。第一，学术界远离政策争论，学者得以从长远视角思考解决问题的新思路；第二，学者无需为政治目的服务，能够灵活地设置研究议程；第三，学者积极挑战主流观点，产出洞见；第四，学者保持机构间的（但不是政治的）中立，不必卷入政府各部门业绩竞争，给出中立的看法。最后，《国际安全》等顶级期刊只会刊发经过严格同行评审的文章，这些文章采用了精确、谨慎的研究方法，旨在推动对复杂问题的理解。
学者参与政策辩论也有风险。第一，政客可能利用学术成果证明自己的正确性；第二，支持某项具体政策的学者可能被视为“政治活动家”，遭受非议；第三，政界人士不希望学者使用规范性语言（normative language）描述政策。
（三）学术期刊在政策辩论中的独特作用
学术期刊只是关注政策问题的庞大出版生态体系的一小部分。《外交政策》等以政策为导向的长篇刊物、《纽约时报》等大众媒体、播客节目、《法律战》（Lawfare）等专业读物也积极讨论政策问题，学者们不妨在这些平台发表文章，以便更直接、更迅速地针对热点议题发声。
与上述出版物相反，学术期刊的发表周期、文章篇幅更长。一篇典型的《国际安全》论文篇幅在1万至1.5万字之间；《外交政策》杂志推荐的篇幅为2千至5千字，《纽约时报》则为800至1200字。较短的文章更易读，尤其对那些日程紧凑的政府高官来说。然而，短篇文章难以深入探讨问题。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会成为经典，在发表数十年后仍被列入大学课程提纲，哺育一代代读者，塑造政策制定者学生时代的世界观，进而影响决策。
理解政策制定者的困境
政府机关掌握着大量信息，政策制定者也鲜有鲁钝之辈。然而，许多政策事后看来依旧愚蠢且缺乏远见。要理解为何政策结果常与理想相悖，关键在于洞悉政策制定者所承受的种种压力与限制。
（一）政策限制
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并非随心所欲。第一，某些因素，如地理环境或国际体系的结构，是恒定不变的。第二，他们既要对公众负责、也要向精英阶层交代，对危及自身政治地位的行为保持警惕。第三，政策制定者受到相互矛盾的目标（如国内和国际议程）和有限资源的限制；第四，政策制定者往往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决策。学者应当充分考虑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现实困难。
（二）理解政策的困难之处
理解政策需要时间，且容易出错。首先，一项政策往往是多重战略、官僚与政治利益的交集。其次，当局可能会发出相互矛盾或令人困惑的信号，以掩盖其真实意图。再者，相互矛盾信号产生的复杂性使政策解读变得困难。最后，政策常常不尽如人意，因为替代方案可能更糟。上述问题给学者评估政策成效和整理数据带来了挑战，需要努力克服。
（三）克服困难的必要性
学者需了解政策制定者的困境，但不应受其束缚。指出政策不足是一项重要贡献，有力的论据能助力领导人争取更多资源、调整优先级，甚至在面对国内舆论时勇于承担政治风险。更重要的是，学者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帮助政策制定者重新审视那些被政界视为不可改变的因素，例如探索化解仇恨的途径、重塑公众支持、重新确定地区目标优先级等。
如何提出政策建议
（一）第一步：帮助政策制定者解决问题
政策制定者“迫切需要”新思路和新方案。提出政策建议的第一步是确认“为何如此重要”，判断研究课题与政策的契合度。包括：当前政策受哪些因素影响？其可塑性如何，又有哪些替代方案可供选择？政策制定者通过阅读文章能获得哪些洞见，以深化对所面临问题的理解，并可能提供潜在解决方案？论文应有助于解决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问题，或成为他们案头待解决的问题。
（二）第二步：实际考量、明确受众
在学者开始研究之前，他们应该研究不同种类的政策制定者或参与者认为重要的问题。确保以一种让读者能够识别、理解和欣赏的方式将这些问题纳入论文中。作者指出，学者应当事先明确政策建议的受众（不一定是政府官员，也可以是舆论领袖、普通选民等），并考虑你的受众在政策“食物链”中的位置（官员级别越高，阅读建议的时间就越有限）。
想要直接与政策制定者对话的学者应该想办法将他们的整个课题——问题、理论方法、假设检验和结果——与学术和政策问题的答案结合起来。除了提出严谨方法和参考丰富文献之外，论文的理论工具和假设部分也必须让政策制定者能够理解。为什么比较许多国家的国防政策比深入研究一个例子更好（反之亦然）？为什么只提出一些解释，而不提出其他解释？好的政策建议应当采纳所有关键细节。
（三）第三步：突出有用的变量和恰当的联系
学者亦可在其分析中着重强调某些变量，以揭示政策制定者如何达成最佳成效的途径。政策制定者格外欢迎那些能阐述具体有效措施的研究。专注作出学术贡献的学者也能撰写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在阅读了学者的研究后，当前或未来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更深入地了解战争的起因、联盟破裂的原因、种族和解的障碍，以及其他严重问题，从而更有能力减少这些风险。学者们不妨扪心自问：“根据我的研究，哪些因素能提高理想政策结果的可能性？”
此外，政策建议应当与学理分析紧密联系。这一点看似显而易见，但许多政策建议往往偏离了它们所声称依托的分析基础。呼吁政府关注经济增长或增加研究投入之类的建议是空洞无物的；相反，学者应当深入思考为何经济放缓或研究投入不足，提出针对措施。
（四）第四步：列出政策选项清单
有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能够影响政策。对学者来说，即便大多数选项最终与你的研究结果无关，全面考虑所有选择仍是有益的。在研究中展现政策组合的策略尤为关键。政策制定者很少仅依赖单一工具，单独讨论某一工具的成功或失败，其说服力不及探讨组合。另一种方法是为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清单。
作者以美军惯用的“10美分”（DIME）权力四要素、“中场球员” （ MIDFIELD）权力七要素划分法，和亚历山大·乔治关于胁迫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研究说明了政策制定者的关切，解释如何通过系统的、聚焦的过往案例比较帮助政策制定者评估当前发展所需了解和采取的行动。
（五）第五步：评估政策建议的成本与限制因素
某些政策建议可能效果显著，但同时人力或资金成本高昂。另一些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引入了新的问题。学者应当思考：哪些现行政策正在加剧问题或仅仅是浪费金钱？如果政策制定者采纳本文的建议，可能会产生哪些成本和限制因素？总体而言，在研究前思考“为何这项政策尚未实施？”总是有益的。审视现有政策的成本能催生新的建议。
另一种方法是思考政治现实以及你在其中的定位。学者们往往倾向于忽视政治因素，单纯指出最佳方案。然而，结合政治现实的建议可能更具影响力。通常，最佳策略是两者的结合。
（六）第六步：将研究成果用作其他产出的跳板
在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并提出有根据的建议后，学者可以将他们的研究成果重新包装，用于播客，或是撰写成适合《外交政策》《纽约时报》、“法律战”（Lawfare）等平台的短篇文章。
这些短小精悍的版本能够吸引各级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增加了他们中至少一部分人深入阅读原著的可能性。许多编辑欢迎来自博学严谨学者的投稿，即便这些学者未曾涉足大众出版领域。多数媒体在其网站上提供了投稿指南及提交方式，直接邮件联系编辑也是可行的途径。在进行初步接触后，后续提交通常更容易，对权威的、迅速回应的、易于沟通的作者来说更是如此。
值得深思的问题
对学者来说，大胆设想固然好，细致考量同样重要——每一范畴都有其特定的受众与影响。中高层官员更倾向于采纳那些具体而微的建议，例如采购特定的武器系统、加强国际组织，或运用金融工具而非军事力量胁迫对手；然而，他们难以在争议性议题上确立新规范，这些争议性问题可以在学术界继续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通过改变公众和精英的认知，能够赋予政策制定者更多自主权去彻底改革他们的策略，从而松动政策框架的束缚。在恰当的时机提出政策建议也很重要。作者给出了三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这些政策建议是否解决了问题或推动了进程？
政策建议是侧重于解决还是缓解问题？显然，前者更优，但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现实。微小改进也具有巨大价值。大多数学术研究最多只能略微调整政策，而学者们应当对此感到满意，甚至自豪。论文作者应意识到，在资源、政策工具的局限性以及政治现实面前，有时仅能取得有限的进展。
（二）传达不确定性
政策制定者与政府研究人员常犯错误，学者亦然。然而，学者的一大优势在于从错误中学习。学者能够重新审视决策，通过理解错误的原因，发现被忽视的变量或范围条件。研究结果的微小差异——如“制裁总是失败”与“制裁常常失败”——具有深远的政策影响，这些差异应予以明确。此外，学者们应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并明确所犯的错误，坚持学术诚信。通过找借口或逃避责任否认错误不仅错失了学习的机会，还降低了自身的可信度。在传达不确定性时，学者应力求平衡，既要承认研究局限，又要在未知或矛盾变量存在的情况下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明确建议。
（三）您写的是政策建议还是政策预期影响？
尽管本文侧重于政策建议，但考虑政策影响（policy implication）这一变体同样重要（且有时更为简便）：研究成果如何指导现行政策？政策影响与政策建议的不同在于，后者询问的是：“鉴于研究成果，政策制定者应采取哪些不同措施？”指出政策建议与政策影响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如前所述，政策制定颇具挑战性，解决方案并非总是显而易见。有时某个特定的建议也可能会令人不适。
表1列举了过去五年内发表在《国际安全》上的5篇论文。这些例证突显了可能对政策制定者至关重要的广泛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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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的！”
撰写政策建议似乎令人生畏（在许多方面也确实如此），但高质量的政策建议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解决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作者强调，提出高质量政策建议和完善学术论文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学者应当确保行文清晰易懂，使用结构化论点，尽可能增强政策建议说服力。学者也应当积极倾听来自政策实践者和同行的批评意见。《国际安全》的编辑是宝贵的资源，他们可以帮助学者们思考并充分考虑想法和影响。通过提出政策建议，学者们得以融入更广泛的“学术—政策共同体”，携手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绝非易事，但却是必要且有益的。
译者评介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用简洁通俗的语言描述了国际关系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困境，指明了国际关系学者利用学术期刊提出政策建议的必要性和独特优势，给出了具体操作步骤和关键问题，并分析了《国际安全》期刊近5年被引量最高5篇论文的写作目标与研究框架。本文揭示了《国际安全》等顶尖期刊的录用偏好，可为国际关系专业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写作、投稿提供指引。本文的结论表明：国际关系政策研究的目标是提出政策建议，不应止于对现有政策的解读分析或模糊描述政策发展趋势。
本文的未尽之处有：首先，在讨论学术与政策分野的原因时以“理解政策制定者的困境”为主，并未深入分析学术界内部的原因。事实上，许多青年学者的研究受到业绩考核、职称评审等因素的影响。其次，学者建言咨政的途径并不局限于发表学术论文，本文也鼓励学者基于论文产出衍生成果扩大影响力。最后，本文是针对美国学术界提出建议，我国学者应结合本国国情辩证看待。
词汇积累
“10美分”权力四要素
DIME, Diplomatic, Information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中场球员”权力七要素
MIDFIELD, Military, Informational, Diplomatic, Financial, Intelligence, Economic, Law, and Development
规范性语言
normative language
胁迫外交
coercive diplomacy
脱漏/空缺
lacuna
译者：范嘉元，国政学人编译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硕士生（2024年秋），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对外传播。
校对 | 赵旌宏、刘妍希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赵小娟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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